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，《左传》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典籍，它主要记载春秋近300年间的政治、外交、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同时也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社会风俗、日常生活方面的资料。通过这些资料，人们可以延伸视线，对当时整个社会面貌有更全面、更亲切的了解和认识。像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记载的一桩婚姻纠纷事件，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子。
这桩婚姻纠纷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。当时，郑国有位名叫徐吾犯的贵族大夫，他有一个长得脸蛋漂亮、身材苗条的“靓女”妹妹，成为众多贵族男子“寤寐思服”、“辗转反侧”的娶妻首选对象。公孙楚行动迅速，早早下了聘礼，准备娶她为妻。徐吾犯家里也同意，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本来名花有主，就等花好月圆了。谁知又横生波折，有个贵族纨绔子弟名叫公孙黑的，半截里横插一杠子，蛮横霸道地给徐家送去了定亲礼物——雁鹅，要聘娶徐家美人。
徐吾犯见双方为娶其妹而发生争执，心中好生为难。公孙楚下聘在先，赖婚于情于理不合；公孙黑势炽人蛮，拒婚多有不便。没奈何，他就跑到郑国执政者子产那里求救。子产听了事情缘由，也感到颇为棘手，但他不愧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，终于替徐吾犯想出一个不得罪双方的主意：“就由你家妹子自己来作出嫁谁的决定。”
徐吾犯觉得子产的建议值得一试，于是就与公孙楚、公孙黑相约：由他的妹妹自己在他们两人中选择。公孙楚、公孙黑均表示同意。到了那一天，公孙黑穿戴得整整齐齐，矜持地上门求亲，很阔气地在徐家留下一大堆聘礼，然后告辞离去。不一会儿。公孙楚也来了，他身着戎装，英姿勃发，左右开弓射箭，然后飞身跃上奔驰中的兵车离去。
徐吾犯的妹妹在房中看了两人的不同表演后，表示了意见：“公孙黑漂亮是漂亮，可是要说真正的男子汉，还要算公孙楚。做丈夫的必须刚强坚毅，要像个男子汉；做妻子的应该温柔贤淑，要像个女人，这样才称得上是夫妇和谐。”于是终于嫁给了公孙楚。
公孙黑终竟是小人，求婚失败，又羞又恼，妒火中烧的结果使得他丧失理智，披袍挂甲去见公孙楚，想乘机杀死对方，把那个令自己茶不思饭不香的美人儿强抢到手。公孙楚不是笨伯，知其来意，便操戈自卫，击伤公孙黑，粉碎了其桃花美梦。然而公孙黑坏得流脓，居然恶人先告状，诬陷公孙楚有叛乱的异志。事情越闹越大了。子产不敢得罪公孙黑所代表的旧贵族势力，遂顾不得公正公平，弄清事理屈直，而是斥责了公孙楚一通，将他从郑国驱逐了出去。一场婚姻纠纷就这样以并不十分完美的结局而告终，好在公孙楚最终保全了自己的美貌娇妻。
这段生动的史实，至少留给我们以下几点真切的感受：
第一，在先秦时代，妇女们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，尚有一定的选择权利。即在一定的范围内，她可以挑选自己比较中意的男子，其家庭成员一般也尚能尊重她本人的选择，而社会舆论对此也是加以认可的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，那些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勺药”的“桑间濮上”之诗（即后世理学家眼睛中所谓的“淫诗”），才能在《诗经》中有较多的保存。即便是孔子，也没有提出过限制男女爱情的严格的道德规范。所谓男女防嫌、内外有别、三从四德、死守贞节等严厉教条，是后世封建社会演变中，强加给人民（尤其是妇女）的残酷精神枷锁。而宋明理学在这方面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我们在研究时，切莫以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之类的先入之见，去套整个中国古代妇女历史。
第二，从徐吾犯的妹妹瞧不起衣冠楚楚、装模作样的公孙黑，而选中戎装善射、孔武有力的公孙楚一事中，可以知道，春秋时期，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，值得钦慕爱恋的男子，不是后世那种四体不勤、文质彬彬、博览诗书的饱学之士，而是体格健壮、英勇倜傥的武士，从中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尚武风气。最早“士”的含义，是特指武士。先秦时代所谓的“六艺”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）主要也是体现为武士们所学习或所从事的内容。这种尚武精神，在《诗经》中就有很多的反映，如“纠纠武夫，公侯干城”（《兔》）等等。这种审美观是与后世大相径庭的。
第三，公孙黑在这桩婚姻纠纷中的所作所为，也使我们形象地看到，当时的贵族阶层是何等的荒淫、贪婪、残暴。公孙黑明明知道徐吾犯的妹妹已经许配于人，可是偏偏还要去纠缠，“强委禽也”，与公孙楚相争。当徐吾犯让他和公孙楚一起由其妹自行选择时，他原以为自己“盛饰”、“布币”是一定能博得美人欢心，稳操胜券的，故踌躇满志表示同意，可遭到拒绝后，又恼羞成怒，想行凶杀人强夺人妻。苍天有眼，他的阴谋没有得逞，遂变本加厉进行诬告，将“危害国家安全罪”的屎盆扣在无辜的公孙楚头上，终于赶走了情敌。其一举一动，无不充分暴露贵族的自私与残忍。这也从反面证明，当时的妇女虽然在个人婚姻大事上拥有一定的选择“自由”，但实际上这种“自由”少得可怜，她们并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把住自己的未来。徐吾犯的妹妹是幸运的，她丈夫终于保护了她，尽管流落他乡，但毕竟能相与厮守，白头偕老。倘若她的丈夫中了公孙黑的黑枪，一命呜呼，那么等待她的又会是什么呢？
